杨尚军
骑兵，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兵种。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大地上曾经驰骋着一支被老百姓称为“黑马团”、“红马团”的队伍，他们剽悍的骏马和闪亮的军刀当时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象征，其正式番号是八路军129师骑兵团。
1939年3月到8月，129师骑兵团曾驻扎黎城，参加了著名的“黎城整军”运动。
“黎城整军”经过
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9月30日，129师386旅及第769团、教导团、骑兵营等部共9100余人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先后取得阳明堡、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胜利，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收复辽县（今左权）、黎城等18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同时，129师部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38年10月，扩充到5万余人。12月下旬，为进一步加强平原地区的对敌斗争，巩固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129师师部从驻地黎城县北社村出发，率第386旅主力及先遣支队一部，挺进冀南和鲁西北地区，于1939年1至3月，与冀南军区部队一道粉碎了日伪军3万余人的“扫荡”，取得了香城固战斗的胜利。
就在129师挺进冀南作战期间，中央军委出于战局形势和部队发展考虑，决定对全军各部队进行普遍整训。这是因为，一方面，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处在敌顽两面夹击的态势下，作战条件艰苦。一方面，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部队中新战士、新干部、新党员的成分加大，加上某些部队教育、训练工作没有充分展开，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与残酷的战争需要不相适应。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受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部队中的军阀主义、游击习气等不良倾向有所滋长。新组建的部队，特别是新收编的各种杂牌武装，成分比较复杂，还不巩固。某些部队政治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右倾错误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种种情况要求全军从政治、组织、思想、装备、战术、纪律等方面巩固部队，提高质量。否则，难以经受战争中恶劣条件和严酷斗争的考验，必将直接影响部队建设及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
1939年2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训令，除要求各部队在战争中随着部队的发展及时利用战斗间隙整训外，还决定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全军分期分批集中进行整训，每期3至4个月。训令要求各部队通过整训，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内部团结，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克服军阀主义和游击习气，使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起来。并要求在政治整训的基础上，加强军事整训，即加强游击战的战术和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训练。同时，进行组织编制整顿，健全各种规章制度。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于2月7日发出关于整军计划的训令和第一期整军计划，规定分期整训部队，每期3个月，两期共整编60个团。第1期从3月1日开始，整训31个团(共约10万人)。要求这次整训，用一切努力加强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巩固党的领导;充实编制，配足武器;进行战术教练和技术教育，建立一切制度，保持优良作风;特别注意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水平，提高执行纪律的自觉性，提高部队战斗力。13日，野战政治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讨论整军中的政治工作。14日，发出《政治工作训令》和《整军政治工作计划》，对轮训军政干部、办好党支部委员和新党员训练班、健全政治机关等项工作作出具体指示。同时指出，保证整军任务的完成，是坚持华北抗战与克服困难的重要关键。各级党委会、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必须以最大毅力，保障总部整军命令的全部执行。政治机关应立即动员，举行会议，报告与解释整军工作的意义，按具体情况制定计划。并提出整军中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巩固部队与党的领导等8项政治工作。15日，为保证整军计划和政治工作训令全部实现，野战政治部又发出组织工作、加强干部教育的训令。随后，晋察冀军区颁布全区部队的整训计划。
129师接到整军训令后不久，2月23日，朱德、左权致电彭德怀，指出敌在华北的“扫荡”将转向晋东南，第129师的整训部队，应迅速西移，以便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根据总部指令，刚刚结束了香城固战斗的129师主力部队于3月初返回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县黎城县，师部驻进乔家庄村（乔恒泰家）。
3月18日，129师在黎城县乔家庄村关帝庙召开干部会议，部署整军工作。师长刘伯承就整军的内容、方式、要求及义务作了报告。由此，129师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整军工作，史称“黎城整军”，又称“乔家庄整军”。
整军分两期进行。3月至6月为第一期。第一期结束后，6月23日，总部发出第2期整军计划训令。第二期从7月20日开始，仍以3个月为期，整理30个团，重点是新组成的团。每期整军都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开展政治教育，要求大家懂得八路军战士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支部是连队的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保持在30%以上；三是交流、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术水平。
在整训中，各部队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1939年6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部队党内教育致晋察冀军区转萧克电》，“决定于三个月内将党龄一年及一年半以内之新党员举行一个有计划大规模的训练”，使新党员懂得“共产主义最初步的知识”和“共产党员的责任”，“以提高军队中党的组织之质量。”7月13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工作的训令》，再次强调目前党的工作的基本方向，是“巩固党、强化党的工作，加紧党员教育工作。”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和训令，注意加强对党员进行党的知识的系统教育和党的实际生活锻炼，开办了干部党员、新党员等各种训练班。同时，健全了党日制度，活跃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发挥共产党在部队建设和战斗中的模范作用，并注意纯洁内部，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从而使部队中党员的数量、质量都得到提高。据统计，各部队主力团中党员人数一般占到了总人数的40%左右，地方团也达到了30%。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是整训工作的重要环节。早在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就充分肯定了八路军进行反对新军阀主义斗争的正确性。1939年4月30日，华北军分会在《关于目前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训令》中指出：必须健全党的生活，加强政治教育，注意思想整顿，克服各种不良的作风与习气。6月4日，彭德怀在某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建设我们的军队》的报告，具体阐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在整训中，各部队在进行形势任务教育与统一战线政策教育的基础上，突出了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作风整顿。通过教育和整顿，使广大指战员分清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与反动军队管理教育的区别。同时，对于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和游击习气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建立健全了学习、操课、会议、报告、管理等各项制度，有效地克服了军阀主义残余和游击习气，巩固了部队纪律，密切了官兵团结。
在政治整军的同时，部队还开展了全面认真的军事训练活动，利用作战间隙掀起了练兵热潮，使战术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各级领导机关还着力加强司令部建设和参谋队伍建设，认真总结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并以此教育干部，使他们提高了战术素养和指挥水平。
加强对新组建部队的整顿与建设，也是整训工作特别是第二期整军的一项重要内容。1939年6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训令》，要求主力兵团选派一定数量具有适当能力与工作经验之干部，指定得力人负责，以考查团巡视团名义分别派往指定地区之部队中帮助工作；协同各该地区之军事政治机关，规定整理计划，严格审查内部成分，整理组织，培养干部能力，传达经验，加强各级的领导及其政治基础。遵照这一训令，各主力兵团在新建部队中深入进行抗日教育和阶级教育，反对军阀主义教育，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提高了部队的民族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同时建立健全了新建部队中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种民主生活制度，任命政治委员，加强政治机关，并注意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建设，从而确定了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的合法地位。对干部队伍进行了严格审查，清洗素质不好的个别分子，从主力部队抽调得力干部来加强领导，并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教育、考察、培养干部、发展党员，使共产党员占绝对优势，保证各级领导权掌握在政治可靠的优秀分子手中。建立健全各种管理制度，严格纪律。经过一定阶段的整训之后，又有意识地让新部队配合主力兵团参加作战，经受实战锻炼，提高战斗力，从而使新建部队出现了新气象。
129师乔家庄整军期间，为了检阅整军成果，4月3日组织直属部队和386旅独立支队、129师随营学校（干训队）等部在黎城县赵家山村举行检阅大会。朱德总司令到会并讲了话，陆定一就反摩擦问题作了报告，刘伯承师长讲了整军问题。4月5日，129师再次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整军工作，刘伯承师长作了关于整军的报告，进一步推动了整军发展。
整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整军，不仅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了思想教育，健全和充实了政治工作机关，还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1939年下半年，129师相继粉碎了日伪军5万余人对太行区的夏季大“扫荡”，发起了邯(郸)长(治)战役，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部队在斗争中又得到新的发展，年底，129师全师发展到11万余人。
129师黎城整军给黎城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29师骑兵团在柏峪的故事。
129师骑兵团的来历
129师骑兵团前身是129师骑兵营。再往前追溯，是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3团。
八路军成立之时，下属3个师都编制有骑兵营建制。1938年2月，129师骑兵营奉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命令，正式改编为骑兵团。团长王振祥，政委邓永耀，都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老同志。编制升格了，其实直到1938年5月，所谓的“骑兵团”也才只有3个老兵连和1个新兵营。3个老兵连都是正宗的红军底子。一开始是甘陕红26军骑兵2连，大多数是陕北人。后来先是并入了鄂豫皖红25军手枪团，以湖北人为多。改编成八路军后又补充进了一些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是四川人。老兵连战马齐配，战刀却是五花八门。新兵营有100多人，有甘肃的，有河南的，有安徽的……什么地方都有，只有4、50匹马，没枪也没刀。
1938年7月21日，骑兵团取得漳河店伏击战胜利，这是129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骑兵2、3连参加战斗，阵亡战士30多人，毙伤日军130人，烧毁日军汽车27辆。战绩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
漳河店伏击战后，骑兵团政委邓永耀升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团长王振祥改任政委，副团长梁俊亭担任团长，3连指导员黄家景提升为副团长。在此期间，以新兵营为基础，组建了第4连和一个团部直属队。4连连长李树茂，团政治处主任兼任指导员，参谋长兼任直属队队长。
这时的129师骑兵团虽说有了4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但全团每个连9个班，每个班9至12人，总数只有400余人，不用说和步兵团相比，就自身而言也还只是个小团。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尤其是新兵，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一打仗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像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所以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成效。所谓“骑兵”就成了“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杀伤力。因此，相当一段时期内，129师骑兵团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以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牵制和消耗敌人为主。
1939年3月初，129师骑兵团参加完漳南战役得胜回营后得到了向太行山开拔进行整军的命令。一路上，听到点消息的干部们情绪明显有些紧张。战士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一些老兵油子照样逗乐子讲怪话，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队伍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呀。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接过话说：“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打日本嘛，就是要讲究个日落西山，往西边走才显得高明，高明高明真高明啊。”惹得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不一会儿，就见连长刷白着脸跑过来：“我的祖宗哟，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吗？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3月中旬，129师到达山西省黎城县，部队分散驻扎，骑兵团入驻黎城西北部柏峪村一带。
参加整军
柏峪村地处黎城西北部浊漳河东岸，这一片村庄大多谷缓山茂，水多草肥，适宜骑兵驻扎。骑兵团到达后，以连为单位，一溜驻进柏峪和北马、北寺底、东柏峪、郎庄等几个村庄。
骑兵团在柏峪驻下后，先是进行兵训。新兵主要练习照顾战马和马上战斗技术，如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基本课程。开始练刀不骑马也不使真刀，怕挥起刀来误伤人马。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上一把扫帚，人骑在板凳中间举着木棍左右比划，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真正上马练刀。老兵则好玩“抢毛巾”游戏。就是两伙人骑着马来回拽一个****袋，既能比赛力量，也能锻炼身体协调能力。还好比刀。其中有一个叫韩永正的排长，刀法最好——路旁立上十几根玉米杆，他策马挥刀，左右开弓，一截一截砍下来，刀刀都劈在梗结上，准头没的说！骑兵团早上出村训练，傍晚列队回营，总有一帮小孩子一边追着一边唱“吹军号，骑大马；大马高，挎洋刀；洋刀长，使短枪；短枪响，打东洋；东洋鬼，最缺德，我把鬼子赶下河……”
3月18日，129师在师部驻地乔家庄村召开了整军会议，发布了整军命令。随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亲自赶到骑兵团主持召开全团大会，宣布就地驻营整军。刘师长表扬了骑兵团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称赞骑兵团不愧是红军主力团队。接下来，邓政委讲话，先说明整军的必要性，然后宣布任免命令：团长梁俊亭调回师部，政委王振祥改任团长。又新任命了政委、副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最后指出，在整军中，要着重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号召大家坚决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作风整顿好。
直到这时，大部分官兵才知道了这次来到太行山根据地驻营的主要目的。可是，啥是“流氓习气”？什么是“军阀残余”？怎么“同不良倾向作斗争”？战士们弄不明白。有人启发说：梁俊亭团长打人骂人，就是军阀作风的表现。可大家满不在乎：那有什么呀？他是团长，发脾气是为了部队好。又有人说：政委王振祥爱喝酒说大话，是纪律不好的表现。大家也毫不在意：那算什么事？政委打仗勇敢，老百姓请他喝酒是应该的。
就这样说是“整顿”实际上是闲扯了好几天仍不得要领。战士们觉得负责整军的政治部的人不想着打仗却惦记这些鸡毛蒜皮，纯属没事找事。政治部则认为骑兵团这些当兵的骄傲自满、思想涣散，简直是无法无天。
不管怎样，整顿总算起了头。可刚开始没多少天，还没等大部分战士思想想清楚，后勤保障却出现了跟不上的问题。原因也很简单，一匹战马的日常食量约为粗粮8斤加草料10斤，骑兵团3、4百匹军马每天至少需要6、7000斤粮草，有时还不够。以前在一个村子里驻扎不上几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柏峪一带虽说草肥林茂，可毕竟地处太行山腹地，属于比较贫瘠的地区。现在猛地开来一个骑兵团，一来人吃马嚼花费确实挺大，二来地方政府也准备不足，粮草就供应不上了。
人艰苦点还可以忍耐，战马几天喂不好立刻就变得虚弱了，加上从平原到山区的不适应，一些马匹开始生病。不得已，整军临时改变了内容，转为整顿卫生，开展生产。具体而言，就是磨豆腐、种菜、养山羊，帮老百姓干活，搞生产。政治处宣传干事还编了首顺口溜进行宣传动员：学习生产真紧张，地头田间当课堂；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羊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忙活了十几天，骑兵团又接到上级命令：到津浦路东给肖华的挺进纵队送弹药。
整军这就算结束了？大家既想不通，又都松了一口气。
任务原本并不困难，可是制订计划的人考虑不周，一次安排的运输量太大，骑兵团每匹马都驮上了子弹、手榴弹箱，沉甸甸地压得战马直哆嗦，战士们根本不敢再骑马，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就完全丧失了机动性，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笨重缓慢的运输队。几百匹驮马组成的“大马帮”在平原上游走于日军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从4月初到5月中旬，骑兵团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到最后师部无奈只得下令：任务取消，返回太行山。
接到命令后骑兵团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返程途中发生了一件事，导致团长王振祥后来被撤职。这件事是这样：骑兵团走到河南汤阴县时遇到了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作战过，王振祥团长和杨得志是老熟人。杨得志看到骑兵团驮着满满的弹药，十分眼红，便乘机诉苦说部队很缺弹药，问能不能分给他们一些。其实八路军哪有不缺弹药的？可王振祥当时不知怎么的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驮的子弹和手榴弹给冀鲁豫军区留了一半。这下战士们和战马是轻松多了，王振祥却倒了霉，回到黎城就被免去了骑兵团团长的职务，调任129师随营学校轮训队长，一直到抗战胜利。
王振祥团长调走后，副团长黄家景被提升为团长，新任政委廖冠贤，接着上级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副主任，不但团领导班子换成了新的，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名叫徐青山）。几个人个个都是生面孔，人人表情都很严肃。
黄家景上任团长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这一下都感到整军要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组织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开完紧接着开班会小会讨论发言，一开始都不习惯。有个班开会的时候，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班长颜胜才见都不发言，怕冷了场，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川老汉”刘金魁带头。他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得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一阵热烈鼓掌。鼓掌完了仔细一想，不对呀，他的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呀。
还有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普遍文化程度低，听不明白，也不耐烦。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名堂太多，活受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像个念经和尚，捏诀念咒的，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原任129师宣传科教育股长，1940年4月升任骑兵团政委）想出了办法，编了些歌谣快板，比如“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等，才让许多不识几个字的战士把一些名词记住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讨论，最终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了集中整军的必要性，明确了骑兵团以前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模糊，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部分干部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战士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有的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私设小库房；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踢屁股、骂粗话。还有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部队战马抢吃草料，战士们就把老百姓的牛羊赶走，还不让人家的牲口回家，惹得群众和房东大伯大娘很生气，破坏了军民关系。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比如配合步兵打仗，骑兵追击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敌人溃败了，步兵却追不上。骑兵团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都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先拿，淘汰不要的才留给步兵。步兵发牢骚，还嘲笑人家“要不是我们骑兵团，敌人早跑了，你们连这破枪也没得有”。
但是，对领导上提出的一个骑兵团“本位主义”的“表现”，战士们还是有保留意见，就是“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对此，很多战士想不通。有人认为，上级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不知道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都出现了战马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有时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还有人认为，即使是战士听从指挥，军马也难以配合。牲口要是累了病了，你再下命令它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步兵紧，骑兵松”，“步兵出发像蚂蚁，骑兵出动似蝗虫”。骑兵部队马匹多、装备重、勤务杂，管理相对困难。比如能驻扎一个步兵连的村子，换成骑兵宿营，最多只能住下一个排。步兵部队以连为伙食单位，骑兵吃饭就只能以排为单位。开饭的时候，步兵规规矩矩围坐在一起，吃的是大锅饭。骑兵呢？手里抓着大饼、窝头，一边遛马一边啃，能吃出好几里地去。清早出操，步兵喊着口号，“一、二、三、四”，整齐雄壮，气势宏伟。而骑兵则是铡草的铡草，喂料的喂料，“吁吁——哟哟”，全是吆喝牲口的声音。即算有几个早起锻炼的，也是你耍春秋刀，我使六合枪，各练各的功；你唱“云长最忠勇，温酒斩华雄”，我吼“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各唱各的调。再说，骑兵早晨不出操也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处在战斗频繁的战争环境里，如果一大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了，一旦遇上突发情况，战马就不那么活跃了，这也是骑兵作战特有的规律。
可是，上级有上级的考虑。邓小平政委明确要求整军期间骑兵必须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虽说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战功在身的老红军，上级很爱护这支队伍。而且，有一次骑兵团上交战利品，除去2万块大洋和几十挂大车的粮食、布匹不说，光十分紧缺的电池就有6大箱，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吗？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刘、邓首长照样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毫不手软。
“军令如山倒”。不管有没有意见，骑兵团还是遵照上级的指令完成了整训任务。两个月下来，部队的政治风气根本转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组织纪律明显增强。原先想不通的那些干部战士看到队伍呈现的新气象，也完全想通了。
这期间，在4连还发生了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师兄”揭发“师弟”。4连是新组建的连，连里新兵多，小商贩出身的人多，旧军队士兵也多，各种江湖习气五花八门，整军一开始，就被列为作风整顿的重点连队，连长李树茂被调到3连当副连长，由特派员徐青山亲自主持整训。特派员到后，经过考察，把一个叫胡彦明的战士提拔当了排长。胡彦明有文化，有武功，思想进步，自觉性强，还立过大功，是他们这一批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的，现在又第一个当上了排长。可是谁也想不到，开民主讨论会的时候，胡彦明却突然起身“揭发”和他一起长大一起参军的师弟刘春雷，说他有嫌弃八路军的思想。原来，1938年两个人参军不久领完军饷，当时普通八路军士兵每个月的薪金是法币1元，骑兵多一倍，发2元钱，相当于银圆2角，市面上一双布鞋就要卖6角钱，一条毛巾也要2角5分，虽说当八路军为老百姓扛枪打仗不是为了饷钱，但饷金也确实太少了一点，刘春雷就私底下对“师兄”嘀咕了一句：“我在饭馆当学徒，一年还能挣十几个大洋呢，这穷八路真够寒碜的。”他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胡彦明这时“上纲上线”提了出来，问题可就不好说清了。
可巧徐青山本就不怎么待见刘春雷。刘春雷当兵前是城里饭馆伙计，养成了见人三分笑，讲体面爱干净的习惯。徐青山则是乡下贫苦农民出身，还不到8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从小受苦的泥腿子对城镇小市民的“假做派”天生看不惯。按他的观点：“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钱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熊包软蛋。”所以未认真调查，就下令抓人。幸好，负责管理4连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比较细心，在执行前先找到刘春雷，问明了原委，最后说了句：“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讲话办事都要动动脑子，要有政治觉悟。”让刘春雷写了份检查，把抓人的命令挡了回去。刘春雷经过这一劫，从此以后改了“做派”，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吃完饭后不漱口，早晨起床不洗脸了。
一个是“结义兄弟”“共患难”。4连先前的3个排长辛明旺、郝传喜、苏昌太，既是同乡，也是结义兄弟，还是同时参加红军的战友，平时形影不离，恨不得穿一条裤子。整风的时候，别的拜把兄弟都散伙了，只有这三个人不答应，拍着胸脯跟特派员叫板：“要关关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把徐青山气得不行。大会小会开了不知道多少次，好话歹话都说遍了，还是没用。最后只好把这仨人关了几天，分开下放到连队当兵去了。
经过近4个月的整军，骑兵团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政治素质提高了。明确了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八路军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明确了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对新兵们而言，这是整军带给他们的最大收获。以前，不少新兵以为毛主席就是党中央，现在知道了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朱总司令和八路军都要听人民的指挥，还知道了冒险蛮干是“左倾主义”，胆小害怕是“右倾主义”，共产党的主张是“共产主义”。第一次接受了党的理论，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作为民族战士，就要打仗勇敢、抗战到底，作为阶级战士，就要爱护人民群众，听从党的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整军过后，骑兵团党的领导大大加强，许多新兵提出了入党要求并被吸收入党，战士中党员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其次是部队战术水平提高了。整军后期，团里从随营学校等单位调来了一些干部骨干，结合以往战斗经验和教训，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军事训练。同时，全团按马匹的毛色重新调整了战马编配。1连全是黑马，称为“黑马连”。2连是“红马连”，3连是“白马连”。其余杂色马匹归4连，4连也因此被叫做“花马连”。人马经过重新组合，不仅部队形象好看了，原来同班排的哥们弟兄、老乡死党也自然散伙了。
1939年8月，骑兵团整军结束，随即受命再次出征。出征前夕，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特意前往送行。刘师长在出征大会上宣布了骑兵团的新任务：奔赴山东聊城地区，协助先遣纵队，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由此，129师骑兵团在新领导班子（团长黄家景、政委廖冠贤、参谋长徐国夫）的带领下，离开黎城根据地，告别太行山，奔赴鲁西北。骑兵团从太行山下来，一溜黑一溜白，一溜红一溜花，又整齐又好看，人人见了人人夸。
1952年，129师骑兵团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师的成员，参加了国庆阅兵大典。
（资料来自村民讲述及《中共黎城历史大事记述》、《中国骑兵》等相关记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