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群娣根据李山讲述整理）

太原市和平南路十二院城售楼处前的广场上，一个耄耋老人神态安详地打着太极拳，虽然架落较高，重心低不下来，却招式圆满，颇见功力。初学太极的我被他那高超的境界所吸引，禁不住驻足观看。一段拳打下来，老人慢慢地收了功。我走上前去，和他打了个招呼。满口武乡乡音，一下子拉近了与他的关系。我兴奋地说：“老大爷，您是武乡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武乡人？”

“我是黎城的，老家与武乡一山之隔，对武乡话很熟悉。”

“你是黎城哪个村的？”

“黎城平头下庄的。”

“啊！是吗？我可在你哪个村住过。”老人也一下子热情起来。

“什么时候？”

“抗战时期。”

我对抗战史非常感兴趣，一听老人说起，便迫不及待地问：“那个时期的事您还记得吗？”

“自己的亲身经历，刻骨铭心，哪能忘掉呢！”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老人终于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叫李山，是武乡县王家峪村北上黑圪道村人，生于1921年。1938年八路军到武乡住在我村里，我便参了军，在八路军总部后勤部下辖的野战供给部警卫连二排四班当战士。1939年春随供给部的被服厂、鞋袜厂、印染厂、纺织厂转移到黎城平头沟，被服厂住下庄，鞋袜厂住龟子石，印染厂住阳坡。纺织厂住马岩。我们警卫连一个班的兵力，就住在平头村。

“我们班共有十二个战士，班长薛兴，是老红军。那时候当兵很苦，我们警卫部队还算好的，每天一斤小米，三钱盐，二钱油，菜金甚微。每年只有一身单衣，两年一套棉衣，一年两双鞋。吃穿都不够，没办法只好拿小米换玉米，一斤小米换一斤半玉米，加上野菜填饱肚子。衣服只有补丁摞补丁，捏搁着穿。睡觉打地铺，砖当枕头，身铺白草，枪不离身，和衣睡觉。物质条件虽艰苦，但大家都年轻，加上八路军思想政治工作和严明的纪律，大家每天早晨上操，学军政文化课，下午野外练习作战，还要站岗放哨，帮助群众坚壁清野，逃反避敌。不论天寒地冻，烈日暴晒，风雨交加，全副武装不下身。大家士气高涨，乐在其中。

“那时候这几个厂可是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命脉。被服厂有200多工人，大多数是妇女。鞋袜厂有100多工人，缝纫机很少，大部分活靠手工缝制。活儿紧时，还要将任务分给当地群众帮忙。每年生产成千上万套衣服鞋袜供给部队。生产出的成品没有仓库，我们就在山里寻找山洞权作仓库，秘密地将被服和弹药一起存放。

“1940年3月，日本鬼子从武乡翻山经白脸坡下到平头沟，顺着山路找到阳坡，捣毁了印染厂的缸和大锅，然后又沿路向前，企图袭击平头、下庄的被服厂。我们警卫班得到消息后，早早来到平头村西的半山腰埋伏起来。这是我们预先选好的地形，陡峭的山坡下是一条不宽的山路，路外就是深深地河沟，毫无地形地物可利用。我们的伏击点距路约有200多米，居高临下，十分便于伏击。

“半上午时分，一个小队约四、五十名鬼子气势汹汹地从后沟走来，最前面是三名尖兵，成品字形端着带刺刀的步枪，随后是一名鬼子打着太阳旗，大队人马紧随其后。由于是大白天，我们对鬼子看得清清楚楚，早早就把手榴弹拉开盖子摆放在脸前，子弹推上了膛，全班一挺机枪，八支步枪，还有一挺小炮，也早早地架设起来，单等着鬼子的到来。

“近了，又近了。鬼子兵穿着黄呢军衣和反毛皮鞋，戴着钢盔，在阳光照射下，一闪一闪的，一步步走进了我们的伏击圈。薛班长一声令下：“打！”机枪、步枪，手榴弹和小钢炮一起喷着火舌射向敌群。狂妄骄横的鬼子兵被这突然的打击吓懵了，还没反应过来就倒下十几个，其余的敌人立即寻找有利的地形地物，有的躲在山根我们射击的死角，有的跳下河沟连摔带爬前后逃窜。密集的火力打了十多分钟，敌人扔下三十多具尸体，其余的仓皇逃跑了。我们担心山后的鬼子前来报复，匆匆打扫了战场，身背肩扛，带着战利品便撤走了。

“平头伏击战让日寇吃了个大亏，以后再也不敢派小股部队前来骚扰啦。供给部的几个厂子安全地生产了近一年，直到1940年底，敌人对太行山区疯狂扫荡，形式严峻时，才从下庄撤到岚沟的羊圈，后又撤到左权的大林上。我们也随着工厂的转移，离开了战斗生活了一年多的平头沟。”

讲到这里，老人顿了顿，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深情地说：“战争年代那些事，虽然过了几十年，可说起来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这刻骨铭心的事怎么会忘记呢！”说着，又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其他的往事。我没有打断他，净净地听着他在回忆的大海中往来驰骋。他讲的是那样详尽，又是那样深情。我被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和爱憎分明的立场所折服。边听边记着其他的故事，一直到天将午，才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相约有机会再听他讲述那难忘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