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在太原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它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抗日革命组织。

一九三六年末到一九三七年初，牺盟会即在黎城发展会员，第一批加入牺盟会的是黎城第一高等小学校的学生乔献捷、高熙、高珂、李惠明、连根田等十余人。寒假中，他们曾到城南、董北等村进行抗日宣传。春天，在县城的庙会上，也多次作街头讲演，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六月二十日前后，省牺盟总会派李旭华（武乡人）、吕风彩（交城人）来黎城任牺盟特派员，正式成立了黎城牺盟救国同盟分会。牺盟分会会址开始在城内大南街文庙内，后又移到火神庙。工作重点是向城乡各阶层人民进行宣传鼓动，把日本侵略东三省的惨痛事实告诉群众，为了不作亡国奴，要人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开展每人捐献一把米运动等。同时，积极发展牺盟会员，建立区、村牺盟组织。特别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失守，日寇沿平汉、平绥两路进逼山西。形势十分紧张，而国民党的华北守军却节节败退，使黎城处于兵荒马乱之中。全县人民积极要求抗日，在北平、太原、长治等地读书的一些青年也陆续返回家乡。他们大部分是具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的在学校已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严峻时刻，便相继加入牺盟会，有的担任了牺盟协助员，如李时哉、乔孟昭、郑晶华、李占元、史纪言、杨蕉圃、康丕烈、张岷山、郑易风、王野风、张耀华、王恒福、任飞、李启彦、王俊士、李振经、高谨斋、李金权等，大大加强了牺盟会的力量。在牺盟会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村建立民族革命室、救亡室，并建立地方抗日武装——黎城牺盟游击队，总队下辖四个队，有四百五十余人，领导人大部分由牺盟会员担任。

十一月初，吕风彩调回沁县中心区，由赵伯庸（河北省迁安县人）来黎任特派员，并作为黎城牺盟分会的总负责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农历正月二十日），日寇占据黎城县城。黎城牺盟分会机关随同县抗日政府由中庄、南委泉转移到西井。三月份，因为县政府的一些科、局长不积极抗日，经常打麻将，在粮食、经费等方面对牺盟会进行刁难，牺盟会员便在西井把他们扣押起来。县长何公轸在横岭村闻讯后，立即带人赶回西井，收缴了牺盟会的枪支，并将程剑、李时哉等扣押起来，后经史纪言和一二九师工作团负责人王谦从中调解，才将程剑、李时哉等放了，此即“西井事件”事件发生后，双方均派人到沁县中心区报告，不久，赵伯庸奉调回沁县中心区。又不久，赵因托派嫌疑罪名，在中心区被处决。四月份，李旭华也调到武乡工作。

七月，李时哉任黎城牺盟特派员，这时日寇已退出县城，牺盟分会会址设在城内鼓楼街唐二孩宅内。这时的牺盟协助员有李静波、乔孟昭、郑晶华、郑立阁、靳锡九、李蔚芝、王野风、史厥文等。各个编村也都派有牺盟工作员。在党的领导下，牺盟会在推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建立自卫队等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十一月，乔孟昭调任黎城牺盟特派员。年底，阎锡山慑于牺盟会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便提出在各县恢复“公道团”。黎城的“公道团”恢复后，由牺盟协助员李静波任团长，为党所掌握，公道团名存实亡，后来又与牺盟会合并，改称“牺公会”，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党的手中。

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华逸调任黎城牺盟特派员，后来徐林翰又任特派员一个月余。当十二月政变后，牺盟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

一九四〇年春，李先唐任最后一任黎城牺盟特派员。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根据上级指示，黎城牺盟分会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其历史使命，便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