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根 整理

1939年，晋冀鲁豫区部队根据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的整军计划和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关于目前时局及八路军新四军之任务》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训令，在艰苦的反“扫荡”、反摩擦斗争的同时，抓紧时间进行了整军。

1939年2月23日，朱德、左权致电彭德怀，指出敌在华北的“扫荡”将转向晋东南，第129师的整训部队，应迅速西移，以便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根据总部指令，刚刚结束了香城固战斗的129师主力部队于3月初返回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县黎城县，师部驻进乔家庄村（乔恒泰家）。

3月18日，129师在黎城县乔家庄村关帝庙召开干部会议，部署整军工作。师长刘伯承就整军的内容、方式、要求及义务作了报告。由此，129师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整军工作，史称“黎城整军”，又称“乔家庄整军”。

晋冀鲁豫区部队经过1938年的大发展，主力部队、地方兵团、游击部队都有迅速的增长，并担负起开辟根据地、保卫根据地的任务。但老部队由于干部大量调出，新成分大批增加，政治素质有些下降；新部队基础还不巩固；而无论新老部队，其中的大批新成分既没有应付敌人残酷进攻的经验，又缺乏在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同时，由于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以及部队长期分散活动使政治工作削弱，部队中的军阀主义、游击主义倾向有了一定滋长。这次整军的目的，就是要在大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思想教育，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内部团结，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克服军阀主义与游击主义倾向，使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大大提高一步，把大发展的成果巩固起来，以适应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

整军分两期进行，每期3个月，分别自3月1日及7月20日开始。参加整军的部队，包括第一二九师所属主力部队的15个团，第一一五师的第三四四旅3个团及晋冀豫、冀南军区的基干部队，冀鲁豫地区第一一五师独立旅1个团、苏鲁豫支队2个团、冀鲁豫支队2个团。

整军中主要进行了下述工作：

第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首先在部队中深入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及晋冀鲁豫区遭受敌、顽夹击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了关于斗争形势、统一战线与保持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向广大干部战士指出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艰苦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妥协倾向，八路军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保持我军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的本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进行必要的斗争、克服妥协投降危险，巩固统一战线，粉碎日军残酷进攻，巩固根据地，争取最后胜利。通过一系列教育，党的政策路线深入人心，部队大批新成分的政治觉悟、阶级觉悟大为提高。同时，通过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教育，提高了新老干部的思想水平与工作能力，增强了团结。对部队中发生的某些违法乱纪、贪污腐化、打骂士兵、不尊重地方党政干部等不良倾向，则进行了必要的批判，整顿了纪律，并进行了爱护根据地的教育。

第二，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在整军中提出了“建立党军”的口号，强调政治委员制度，强调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着重阐明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在部队中加强了党的发展工作（到年底，老部队中的党员数占部队总人数的40%左右。新部队也达到了30%左右），加强了党支部工作与连队政治工作，分批集训了党支部领导骨干与新党员。以旅、纵队、支队、军区为单位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在部队中初步进行了审查党员工作。还通过政治工作会议及一系列的专业会议，加强了部队的战时政治工作和除奸保卫工作，建立与健全了连队的各种政治组织与制度。

第三，总结了两年来的作战经验。在整军期间，刘伯承师长对两年来华北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的总结。这一总结是刘伯承继1937年举办辽县游击训练班以来发表的许多游击战术著作之后又一篇更加理论化、系统化的军事著作。总结的第一部分结合红军的斗争历史和两年抗战的实践，阐明“打胜仗的战术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认为良好的政治素质、依靠人民群众和人民武装、做好瓦解日伪军的工作这三个条件，是讲求战术的根据和前提。总结的第二部分是“目前敌人对华北作战的概况”，对日军的侦察工作、通信工作以及交通保障和作战方式均作了具体分析。针对日军的特点，总结的第三部分论述了“我们目前战役的纲要”，其中包括“融合游击战和运动战并调剂其分量”，“自卫队、游击队配合基干军队作战”，“截断敌人交通”，“拿反攻对付围攻，造成敌人腹背受击”等各种要领。总结的第四部分集中讲“我们战斗的目的和手段”，即华北战役范围内的游击战术问题。深刻指出：“游”是为了避免被敌消灭，同时创造和寻找敌之弱点；“击”是为了消耗和消灭敌人。把我们的战法概括为“袭击与对付袭击”、“伏击与对付伏击”、“急袭”、“吸敌打援”等，每一种战法都列举两年来的典型战例加以论证和分析，达到了精细入微的程度。

根据刘伯承的这一总结，各部队都进行了战术教育和技术训练，大大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对尔后的作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四，整顿了部队的供给、卫生制度。抗战以来，部队的供给主要是在统一的政策，依靠战斗缴获、没收汉奸财产及采用合理负担、募集救国捐等办法，由各部队自行就地解决的。各部队间制度不统一，标准不一致。整军中对此进行了整顿，建立了统一制度。强调了党及政治机关对供给、卫生部门的领导。一方面要求在照顾根据地人民生活的条件下，保障部队供给；一方面号召部队节约粮食、被服、弹药，爱护武器，并尽可能利用战斗及整训间隙进行农副业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

第五，第一二九师所属部队进行了局部性的整编。（一）冀豫支队于3月正式改编为第三八五旅独立第二团，原第三八五旅独立团改称独立第一团，冀豫支队支队长赵辉楼任第三八五旅副旅长；（二）晋冀豫军区之先遣支队第三大队，划归第三八六旅建制（后编为第三八六旅第四团）；（三）东进纵队在3月将原第一、第二、第三团和第五支队、独立团编为第五、第八支队（各辖3个团），8月取消支队机构，合编为3个团；（四）新建了师特务团与冀南军区特务团；（五）晋冀豫军区的对外番号，1938年年底由第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改称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1939年秋又改为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倪志亮任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六）1938年12月，李达接替倪志亮任第一二九师参谋长。

与此同时，在军区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必要的工作。第一二九师在晋冀豫、冀南两军区成立之初，就确定军区的任务是：一方面组织自卫队、游击队、建设地方武装，并为主力部队补充兵员；一方面指挥所属分区的基干武装、游击队、自卫队等独立作战或配合正规军作战。并明确规定军区应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两年来，军区在地方党委领导及主力部队协助下，已经把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组织在自卫队的群众武装组织之内，在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开始后，又在各乡村党支部直接领导下组织了游击小组，作为自卫队的骨干，带动广大群众进行了备战、参战及抗日戒严工作，维护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在向主力部队输送大批兵员的同时，大力发展了地方武装。至1939年，地方武装与主力军的比例，已由1938年的29︰100增大到70︰100。

这次整军，虽然存在部队集中较多、时间较长的缺点，但对晋冀鲁豫区的部队建设与当时的斗争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整军，部队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内部团结增强了，战术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组织制度更为健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较前大为巩固， 战斗力大为增强，巩固了1938年大发展的成果，有力地保障了反“扫荡”、反摩擦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