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3年，童年正好赶上日寇侵略中国。跟随大人逃反的经历虽然过去了七十多年，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我记忆中的第一次逃反，是跟随母亲逃到六洞沟的公台掌小地窑。窑洞比地面还低一尺多，进洞还得相互牵着手才能下去。边下去边用笤帚把脚印扫掉，怕鬼子看到脚印发现里面有人。窑洞里什么家具也没有，就地铺些谷草就是炕。白天大人回村探听，如果有情况就呆在窑洞里，日寇走了才敢回家。记得在哪里住了三四天，才跟随着母亲返回郎庄的家中。

第二次逃反是在日军进攻黎城时。那次我家逃得最远，全家跑到前庄村我大哥的岳父家。住在村里不放心，又逃到山上洼地圪崖下。看着好几架日本鬼子的飞机在空中扫射，向下面扔炸弹，每颗炸弹都炸的山上的羊乱串乱跑，把牲口和人吓得浑身筛糠。日寇也怕碰到八路，所以不敢从地面进攻，只在天上狂轰滥炸。在前庄躲了好几天，确信日寇走了，才扶老携幼回到郎庄。

一进村，妈呀！那还像个村子！每家每户都被大火烧了，窑洞烧成黑窟窿，车马店内的南房和北马棚烧成灰圪廊，家家嚎啕大哭。据村里的人讲：敌人这次袭扰郎庄，全村人逃到峧叻山沟，被敌人发现后全部赶回村里，关在关爷庙的大殿里。庙院里堆得都是谷草，日军将谷草点火烧着，大门上架两挺机枪堵着，大火烧得乌烟瘴气，惊恐中的人们拼命逃生，幸好大殿后墙早年有个活口子，大家奋力挖开，多数从此逃了出来。未来得及逃的几个妇女被强奸，大火烧死一老一少，受伤多人。村里的财物被抢光。幸好我家逃到了前庄，躲过一劫。

后来我父亲在村后的官肥沟打了两孔小窑洞，作为避难之所。白天回村种地，黑夜就到官肥沟窑洞里度夜。

1942年秋季天下暴雨，山沟里的洪水冲走了我家埋在官肥沟院子里的两缸衣物，弄得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穿戴也没有了，只好有啥穿点啥，我经常穿着哥哥和父亲宽大的衣服在沟里玩。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我全家和住在前面沟里的二叔家聚在一起，坐在地边拉家常，我三哥郎省林和二叔家的春生开玩笑说：“春生你在厕所里用手挖屁股干什么？”春生笑着辩解到：“什么挖屁股，我是在大便哩。”正说着，忽然从岸上跳下一只狼来，全家人一起大喊大叫，才把狼惊跑。弄了一场虚惊。

一九四二年的四月初八，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逃反。那天早晨，日寇早早就来扫荡，一直乱到半上午才走。中午，家家回来吃午饭，正在街上说闲话，突然听到村东口有人大叫：老日军来啦。人们一哄往外跑。我和父亲、二哥紧跟着从村西跑出，跑到崖底山根时，日军已穿村来到村西，边追赶着边朝逃跑的人群开枪。突然，刚移民到郎庄的曹孩儿喊了声“妈呀！”，便一头栽倒地上。我们父子三个四散逃开，他俩隐蔽起来钻进来了山沟里，我因年幼只知道顺着大路跑。到了辿把，村里的栗友则还在山坡放羊，我急促地朝他喊道：“你还不赶紧跑！老日军已把曹孩儿打死了。吓得他赶着羊大一不小一步就往山上跑。我一溜烟跑到大寺村，又跟着大寺的人跑到崇王峧，在哪里见到了姥姥家里的人，心里才安定下来。

看看日本人没追到大寺，大家才又返回村里。我在姥姥家吃过午饭，站在大街上听大人议论着逃反的事。忽然，村边又有人喊：老日军来啦。我们扭脚翻身就往山上跑。在山上正好遇到了本家伯父郎木和与郎根栓，便跟着他们一起逃到大峪曲，在殴眼家里吃了点饭，三个人架山就往六洞沟走。

三个人走到山顶上，天色已晚，郎根栓一个人象着了魔似的一直走向阎王鼻，我俩在后边喊他：“你走错了，往这面走。”他像没听见似的一直朝阎王鼻走去。我和伯父走到涧沟郎江贤家时，已半夜时分。第二天返回村里，才听说郎根栓从阎王鼻摔下丧命，还折断一根手指头。

整整一年后，一九四三年的四月初八，天刚刚亮，就听见村对面上遥岭老山上“叭叭”地响起枪声。我三哥和同在柏官庄上学的同学李文堂恰好也在家，他们比我大四五岁。听到枪声，我们便相跟着往山上逃，半路又碰到村里的郎软北、郎举贤，五个人朝着安岭山一直往上跑。当时我十岁，年龄数我小，跑山路自然比较吃力，但我使尽力气，一点也不敢拉下。跑到六洞村后的小和背，已经中午时刻，跑了三、四十里路，又饥又渴又累，腿都太不起来啦。大家商定先休息一下。刚一躺下，他俩便在山路的一个石圪节根睡着了。我年纪小胆子也小，一上午的惊吓一点睡意也没有，瞪着两只眼，呆呆地想什么。

忽然，几个端着枪的日本鬼子一下来到我们面前，他们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赶快用肩膀把他们扛醒。鬼子用手势指着让我们带路往前走，越往山上越没有路，走的越艰难。我们几个孩子已经跑了一上午，谁也走不动了，越走越往后落。鬼子中的几个汉奸看我们不中用，就抢在前边先走了。

又走了一段路，山上荆棘层生，菶蕃挡路，我们渐渐拉到了鬼子后面。趁他们不注意，我象个小老鼠似的钻到了荆棘层中，朝另一个方向疾跑。逃出敌人魔掌的我，一口气跑到了大寺村后的山上，找到了逃反的人家。在栗欧眼家吃了顿饭，下午回到了郎庄。

我三哥省林个子长得大，鬼子让他扛着钢炮，替他们出力气。其他几个孩子走了一段，实在走不动了，鬼子看见留着他们也没什么用，就把他们放了，只留下我三哥。三哥一个人被鬼子押着，心里盘算着设法逃出。又走了没多远，他一下子瘫倒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起来。鬼子拳打脚踢，把他拉起来继续向前。走了不远，三哥一点力气也没有啦，便蹲在地下不走了。鬼子踢了几脚，见没动静，就抽出砍刀用刀背在他头上砸了四刀，头上鲜血直流，他躺在那里装死不动。敌人看到没希望啦，就扔下他往前走了。

三哥忍着疼痛，用白布腰带把头上缠了几圈，跑到六洞，辗转回到了家。父母见到了逃出虎口的儿子，心疼的搂在怀里，嘴里喃喃地说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之后，父母请了八路军的军医罗大夫给三哥包扎治疗，半个月才痊愈。头上留下了好几处伤疤。弄得他一生不管春夏秋冬一直戴着帽子，不肯光头。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逃反故事，虽时光流逝，却永远不会忘记。望青年后辈永远不忘那段历史，奋发向上，振兴中华，再不要被人欺凌。

（选自郎计林著《忆昔》，文字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