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康爱生，是咱县庄头村人，1930年生，今年82岁了。说起逃反，那我可真是记忆犹新。从1938年老日军上来到1942年，老百姓逃反的次数没法说清，但大体上可概括为“大逃春秋季，小逃难统计”。现在，我把我亲身经过的三次逃反跟你们唠叨唠叨：

1938年正月18，是我经历的第一次逃反。那年我只有八岁，记得是刚过罢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两天不断听见远处传来“咚、咚”的炮声，然后就有源源不断的川军衣衫褴褛、赤脚草履逃上来要饭吃。那两年川军经常和我们打交道，彼此相处的关系比较好，他们有难老百姓就热情招待，也不问其原因。十八的早晨，我表哥慌慌张张跑到我家，叫上我们到烟子村我表姐家逃反。出门后从南沟走，路过大道口时，就看到老日军的红头飞机来了，顺山头一直往下栽，并不断打着机关枪，栽到树顶那么高时，然后直向上窜，边升边扔下一串炸弹。我村有一位妇女怀里用小褥包着一个小女孩向前跑着，炸弹在身边爆炸，母亲当场死亡。小女孩被炸飞在路边，侥幸逃了活命，后取名叫贵娥，现还在世。当我们全家跑到烟子我表姐家时已近晌午，一直躲到傍晚才返回我家。

还有一次是我12岁那年，在西上垙的土窑内逃反。那个逃反窑大，大窑挨着个小窑，两窑中间把路切断，用木板担上，人过去后将板撤掉，中间就是个大陷坑。我和本村的一个叫河龙的小孩还没跑到窑口就被鬼子追上了，怕日军发现了窑口，就没敢再前走。鬼子牵着一头驴和一头骡子，分别把缰绳递给我和河龙，让我们跟着他走。走到北社村边时，河龙牵得那头骡子掉头要跑，他硬拽也拽不住，从路边的崖头跌下，把腿跌折，躺在地里起不来了。鬼子赶快把骡子牵住，叫我一人牵着两个牲口。来到北社后，把牲口拴在槽上。我站在那里就哭开了，鬼子比划着示意让我走，我这才急忙从原路往回返。半路上又碰见日军的队伍，我也不敢跑，干脆就掺在日军的队伍里走了一截后，在港东沟我刚离开日军队伍时，就碰上三个鬼子，其中一个让我跟随他们走，另两个扒拉着叫我回去。我就往回走了，当我拐到放牛沟的洞里找父亲时，他们都已经不在了，原来他听说我被日军捉走了，肯定凶多吉少，只得到庙里烧香许愿，求菩萨保佑。

那次扫荡，山皇脑的庙院也遭了秧。日军在靳家街村用望远镜看见山皇庙周围有人活动，就支起炮往上打炮。当时山皇庙有三串院，正殿是大像，里边有一个工程队修缮庙堂，大锅刚做好绝片汤，一颗炮弹从庙顶窜下，正好落在汤锅里，崩起的饭满屋皆是，有许多面片贴在了神像的身上和脸上。炮停后，庙里的老善友李小森一边骂小日本不通人性，一边爬在老爷的身上和脸上撕面片。

第三次的大扫荡是1942年秋，这次是最厉害的一次。晌午时分，我们那庄的人，大都逃到离村有200来米的青西垙窑里，那窑有一丈多宽，两丈多深。老老少五、六十号人挤在里边。鬼子从村东退着往西挨家挨户烧房子，一间也不留。

日头未落时我们才往回走，看到吴小堂的父亲被鬼子刺刀捅死；康虎山被刺死，呲牙咧嘴样子十分恐怖。村里火光四起，烟雾弥漫，非常凄惨。我母亲前些日子刚去世，还未来得及下葬，棺材停放在西房内，日军烧房时把棺材也点着了，我们全家赶快把火灭了，把烧着的棺材从火堆中抬出，准备抓紧发丧。

那时候，大部分日军在铺上（停河铺）和靳家街住，东庄头维持着。我母亲殓棺那天，鬼子突然来了，我们丧家哪里赶得上跑？只得听天由命。有三个日军来到我家门口观看了一阵，一个先进去在灵前烧了一把香，还低头行了礼，后边的两个随后也跟进来看了看走了。其余的日军在街上有的抓鸡，有的烧柿子吃。父亲、叔父和我在家还没缓过神，又有两个日军窜进院子，四处查看后，发现西房台阶上有三根葱，就让我一家三口人站成一行，用枪指着要葱，唔里哇啦嚷着，意思是如不给就开枪全部打死。我家没有种葱，哪三根葱还是邻居看我家办丧事给的。在这生死关头，还是我本家哥康子良赶快将埋在自家院子里的一捆葱拿来交给了鬼子，才救我们逃了活命。

           （吴建芳根据本人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