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棚滩村的王支林，生于1932年。亲身经历了那刻骨铭心的逃反岁月。当我们采访他时，82岁的他刚刚从地里干活回来。不仅耳聪目明，而且口齿伶俐。不紧不慢地讲起了他的逃反经历。

那一年的腊月二十九，是农历的除夕，他和几个小伙伴在村西的井边玩。从北面跑过个八路军，身穿灰军装，是个大个子，边跑边喊：“日本鬼子来了，大家快跑啊！”村里人正在忙活过年，听到喊声，赶忙放下手边的活计，向不同的方向逃去。还有胆大的人说：“不要怕。我们过年他们就不过年？”一会儿村北响起了枪声，才知道消息不假，手忙脚乱地各自逃去。

支林一家八九口人，仓皇逃出村后走散了。全家跑成了三下。

他和父亲牵着驴，驮着铺盖和三大斗米，跑到了西梁寺的三拱桥，到了北崖根，父子俩站下来喘了口气，说晒会儿太阳吧。支林要父亲把东西赶快藏了，好轻装逃命。父亲说：“不要怕，日本人不来这地方。他们是从这儿路过，到潞安府过年的。”等了一会儿，心急的父亲让他到前边看一下，看看日本人走了没有，没有动静就回去。支林刚往前走了不远，远远望见村里的寨圪台上站满了鬼子兵。正看中间，西梁寺背坡响了几枪，只见四五个日本兵朝着东面背上打枪。他赶快跑到父亲那里，边走边喊：“日本人来啦，快跑。”父亲这才慌了神，父子俩扔下牲口爬上了十多丈高的石圪台，三拱桥下的一块石头平台堰根有个朝下的圪道，父子俩就钻了进去，蹲在里面外边看不见，里面看外面很明白。一会儿四五个日本兵上到三拱桥，一个去抓鸡（逃反窑里散养的鸡），一个牵走了他家的驴，牵驴时，那头驴都颤抖不止。另两个端着枪在搜窟窿。搜到他父子藏身的窟窿时，鬼子们用枪在上边乱戳了几下，没戳到人，就牵着驴，掂着鸡走了。

父亲一见牵走了他家的驴，就对支林说：“你在这里，我不能让他牵走咱的驴。”支林赶忙死死按住父亲的腿，说：“可不敢出去，你不要命了？”父亲这才没出去。

黄昏，父子俩在山上坐了一会儿，听到三拱桥外边村人赵奎元在说：“这地方不保险，咱得换个地方。”支林和父亲赶忙和他搭了话，几个人相跟着往后走了。到了三拱桥外，支林一下子被滑倒了，右手按在一个圆乎乎的东西上，随手抓起一看，是谁丢了的豆渣旦。饿了一天的支林碰到了好运气，咬一口跑一程，总算在除夕的晚上没饿肚子，而其他人就没有这幸运了。

第二天是春节，他们又跑到了东梁寺，白天也没敢出来，到了傍晚，才到也逃在那里的刘保才家借了一碗米，煮了点粥，填了填辘辘饥肠。

支林的母亲逃出村后，小脚女人跑得很慢，到了西梁寺沟的半中间，碰到了河堂她妈。她是个瘸子，更跑不快。两人就相依为命，慢慢地在沟里跑。走了不远，就碰到了牵走驴的那几个鬼子，鬼子兵把河堂她妈扶在驴背上，驮着她，押着支林妈回到了村里。两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一个在驴背上，一个在地下，都吓得脸色腊黄，只得顺从地回到村里。

天黑后，鬼子们只顾着自己做饭吃，把她俩放在村里的一个碾盘上坐着。见鬼子们只顾着忙活晚餐，她俩悄悄地商量逃跑，瞅了了个机会，支林妈几乎是拖着河堂妈，一瘸一拐地钻进小巷，贴着墙根逃到了村外。到了西梁寺沟里，一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俩人包头哭了一阵，在地堰根找了个小土窑，暂且栖身。

支林的叔叔和婶婶逃到了石家背的破窑里，哪里有二、三十个人，全被追来的鬼子兵抓住了。把他们赶到窑外的地里，荷枪实弹的鬼子兵站了一圈，把他们围在里面。吓得大家胆战心惊，忙把带出来的黄谷团给鬼子兵吃，鬼子兵看也不看，一脚脚地踩在地下。几个年老的带头跪了下来，大家齐刷刷地跪了一地，希望鬼子兵开恩，放了他们。鬼子兵在他们中间把四、五十岁的五个人抓出来，带到了南委泉的关帝庙里，晚上审讯。要他们说出八路军的去向。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村民，哪里知道八路军的去向呢？真不知道，编也编不来。鬼子见问不出来，就开始上刑。四个人抬一个，把他们放在点燃的火堆上烤，烧透了棉衣，疼的喊出了死声，还有个烤的耳朵流了油。尽管鬼子百般折磨，但大家真不知道，再烤也说不出。鬼子见状只得作罢。

到了晚上，见鬼子看的松了，其他三个人瞅个机会跑了，只有支林的叔叔被鬼子死死看着，从北山带到了仁庄，鬼子还给他封了个管事的小官，负责给他们弄柴火做饭。第二天，鬼子要出发，只顾整理东西，其他被抓的人都借机逃跑了。支林的叔叔是个小官，日本人看的紧没有机会。但他也萌生了跑的念头。看好了路旁的那个猪圈，一纵身跳了进去，钻在大圈角落里的那个小暖圈里，一动不动。一直到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才钻出猪圈，跑了回来。

一起被抓走的岳成金，跑回来最晚。他被鬼子裹挟在潞城，直到二月才辗转逃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