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战斗的战斗
黎城故事：八路军最大兵工厂的诞生

编者按

  1937年11月18日，山西黎城抗日根据地开辟。自此，纵使周围形势更迭，这个地方再没成为“敌占区”“沦陷区”，始终保持着“解放区”的称号，红色政权在黎城从未断绝。这片土地被称为“后方之后方”，陆续建起了八路军的医院、银行、学校、机场、农场、制药厂、草帽厂、被服厂、毛纺厂、造币厂、印刷厂、肥皂厂、纸烟厂等等。今天，行走在黎城村巷，几乎走几步就能发现挂着纪念牌的民居，提示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过往。

  八路军在黎城留下的所有印迹里，黄崖洞有着极特殊的意义。太行山脉绵延八百里，至黄崖洞形成了酷似丹霞般的地貌，刀削斧劈的峰峦直冲云霄。这里不仅发生过一场敌我伤亡比6∶1、被中共中央称为“模范战斗”的黄崖洞保卫战，更诞生了解放区第一批制式化步枪、第一门火炮、第一颗炮弹。山谷间一年生产的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在整个黎城，有专门培训军工人才的学校，培养了太行山上的第一代产业工人，连“村村碾炸药，户户造地雷”的地雷战也源自这里。

  然而，有关军工的一切当时都曾被严格保密着。即使宣传起黄崖洞保卫战，也少有人知道在那“水腰”山谷曾因火热的生产而成为“小天津”。

 “战斗是为了保卫兵工厂，兵工厂是为了保障更持久的战斗。”当那些故事沉寂七十余载，当事者多已故去，今天的人们也只能听黄崖洞军工人的后代们慢慢诉说。

“保卫战前，兵工厂掩埋机器准备撤退，叫‘空室清野’；打起仗来，日军逼近时中了飞雷、地雷，叫‘地雷会餐’；兵工厂安全转移，部队准备撤退，就请‘鬼子’进来捡捡‘破烂’。”

  1982年，42岁的左太北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家书。

  父亲左权在信中多是对母亲刘志兰在生活上的叮嘱，少提军中事宜。然而，就在左权牺牲前约6个月的1941年12月18日，他给妻子的第七封信里，记录下了一场“安然”的战役——

  在本区今年总算是“太平”的一年，在一地住上一年多不搬家，这在我十余年来的从戎生涯中算是第一次。不久前敌人向本区的扫荡仅廿二天就结束了，且仅是本区的一角，水腰的保卫战打了八天八夜，距我住地仅一二十里远，我们始终未动。不少人们替我们担心的事，但也安然的过去了。

  好奇父亲一生的左太北曾几次来到父亲笔下的“水腰”山（注：又称“水窑”）。她不止一次望向重山之间的一线蓝天，还有那破败的碉堡。左太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场仗远没有父亲写得那样云淡风轻。

 “鏖战八天八夜，歼敌近1000人，八路军伤亡140余人，创下抗日战争中敌我伤亡对比之最。这场保卫战也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誉为1941年反‘扫荡’以来最成功的模范战斗。”

    左太北觉得，这场战役保护的对象远比战役本身更值得一书，那正是整个华北敌后规模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黄崖洞兵工厂。

发现“水腰”

  1939年春，为了“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走进了隐匿于山西辽县、武乡、黎城三县之间的太行山腹谷，寻找扩大敌后军工生产的安全之地。

   曾留学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左权发现，“水腰”正是理想的兵工厂所在：这里群峰矗立，陡崖千仞，从酷似丹霞地貌的山峦之中仰望，能看到北部山崖峭壁上有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大石洞，俗称“黄崖洞”，而洞南就是“水腰”。“水腰”山谷四周皆是陡峭的群峰，只要守住南口，便有“万夫莫入”之势。

  经过左权的汇报，以及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的实地考察，1939年7月，保密代号为“兵工营”的黄崖洞兵工厂开工建设。

   施工时恰逢大雨连绵四十余天，从位于韩庄村的总部修械所到黄崖洞共五十多公里。在起伏的盘山小道上，工人们在雨中开山、修路、搬石、填沟。大型的设备被拆成一个个零件，连锅炉也被分成10片。每人肩扛手抬着各式部件，踩着泥泞的道路一路来到黄崖洞。

  阴雨天气无法烧制砖瓦，土建工程师陈志坚带领民工就地取材，开山凿石，建造以石块垒墙、石板作瓦、石灰粘结勾缝的石头房。不到半年时间，工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等12栋“石头新房”相继建成。

 今年85岁的刘国梁对父亲刘贵福最深刻的印象，便是那个在石头房的书桌前不停勾勾画画的背影。1939年10月，时年32岁的刘贵福跟着一支三百多人的“工人行军营”，历时3个月来到黄崖洞。

  刘贵福原是太原兵工厂步枪厂的技工，曾在陕北茶坊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步枪的设计与制造，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劳动英雄”。
“虽然兵工厂从一开始就汇集了不少技术工人，但它真正在太行发挥作用还要到工厂建成半年之后。”刘国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太行山间军工“明珠”

  当时，兵工厂虽已能修理枪械及生产步枪，但仍是手工作业，枪支尺寸不规则，零件不能互换。不仅产量少、质量差、成本高，还常常在战斗中发生故障，甚至伤害自身。因此，尽快实现步枪制式化成为兵工厂建成后的第一件大事。

  1940年5月1日，彭德怀、左权、杨立三亲自护送着新上任的军工部部长刘鼎，从武乡县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来到了军工部所在的黎城县上赤峪村。

  在北京富强胡同深处的一座小楼里，刘文山把父亲刘鼎经常使用的工具放在书桌上，榔头、剪刀、放大镜、扳手……一件件虽都上了“岁数”，但却因经常使用而闪着金属光。

“爸爸从1924年留徳开始就喜欢上了兵器制造技术，他离不开这些工具，动荡一生也一直带着。”刘文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刘鼎被选中担任军工部部长，正由于父亲曾留徳、留苏，是红军中为数不多的军工专家。

 1925年，刘鼎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并兼任教官，精通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通讯等军事技术。除了留洋经历，刘鼎还在苏联远东游击队任过武器教员，又于1933年到闽浙赣苏区制造出机关枪和3门35毫米迫击炮，被方志敏称赞“不可思议”。

 来到黄崖洞后，刘鼎想起在远东游击队时，刘伯承曾认为现有的各式步枪普遍射程长、枪筒重、刺刀短，不适合共产党军队长途行军、快速奔袭、近身肉搏的需求。于是，刘鼎找来有枪支设计经验的刘贵福商量，要求新枪必须：（1）轻巧、先进、经济、统一标准；（2）枪身短、重量轻、刺刀长；（3）零件要能更换，瞄准精度要高。

 1941年才到太行与父亲团聚的刘国梁后来听工人回忆，在设计枪的日子里，刘贵福日夜盯着“捷克”“三八”“中正”“汉阳”等不同制式的枪支研究，拿着从铁路上扒下来的钢轨研究淬火技术。“那几个月工人们都熬得双眼通红，就是为了造出新枪。”

终于，1940年8月1日，刘鼎带着装配好的新枪与刘贵福一起来到八路军总部。新枪的口径7.9毫米，长度较一般步枪短100-200毫米，重仅3.36公斤，近似马枪。

“新枪试制成功了！连打200发子弹没有问题！”

 在刘鼎的回忆中，听完他的汇报，彭德怀接过枪后，比划刺杀的动作，三棱刺刀“唰”地一下牢牢扣在了枪口上，引得他连说：“好枪！”

 更有意思的是129师副师长徐向前，背上枪便不愿意放下，笑着说：“我当兵能背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

之后，这把被命名为“八一式”（注：非1981年设计定型的半自动步枪“八一式”）的马步枪立即投入批量生产。直到1949年解放太原时，彭德怀看到从阎锡山军队缴获的“太原造”，还称其不如“水腰”枪。

  刘鼎上任后，接连带领和组织人员进行了制式步枪试制生产、子弹生产、五〇炮和炮弹研制、烈性炸药研制等工作，兵工厂进入鼎盛时期。至1941年11月，黄崖洞兵工厂共生产步枪4000多支，其中“八一”步枪3000余枝，“五〇”掷弹筒800门，掷榴弹2万多发，是军工部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生产质量最好的“第一厂”，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被朱德誉为“掌上明珠”。

“小天津”里住着“洋八路”

  最近，退休了的程东终于有空找出父亲程明陞在黄崖洞的工作笔记复印件，把这些资料录入到电脑里。“原件给了黄崖洞的纪念馆，这些资料不记录的话，下一代永远不会知道父亲这一辈人做了什么。”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电机制造系的程明陞是黄崖洞兵工厂的第一任厂长，当时像他这样有留洋背景的专家在黄崖洞并不少见。学冶炼的陆达留学德国，学机械的郭栋才留学日本，冶金博士张清华留学英国。此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物理系、北平大学工学院、清华大学工学院的不少毕业生。

 “总说‘土八路’‘土八路’，真没什么人知道，在那大山里还有一群‘洋八路’。”程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当时不少负责人的留洋背景，这些“洋八路”也把企业管理的理念带入了兵工厂。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程明陞和军工部工程处长郑汉涛等就开始一起探索新的管理方式。他们亲自编写工厂管理教材，举办培训班并亲授课程。工厂成立了工会，取消了军事化生活方式。领导体制从政委制改为经理制，实行民主管理，依据“集体合同”组织生产劳动。生产过程实行定额管理，开展成本核算，并建立了生产统计、产品检验、器材使用、工务记工等各项制度。

  1941年来到黄崖洞的刘国梁记得，5000平方米的钳工房、2000平方米的机工房里，车、刨、钻、冲 等切削机床有二十多部，蒸汽锅炉、发电机轰鸣声日夜不停。职工上下班以汽笛为号，厂内机声隆隆，白天运货的民工川流不息，晚上全山谷灯火通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大家都自豪地称兵工厂是“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兵工厂生产的武器马上被送到前线。百团大战中，军工部为八路军提供步枪3000支、手榴弹7万枚、复装子弹12万发、火药3000多公斤。

 百团大战胜利之后，1941年4月，黄崖洞兵工厂自主生产的第一门“五〇”掷弹筒诞生，令敌人措手不及。八路军“突如其来”的先进装备使日军加紧了侦察。

不久，信息传到指挥部：“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超过3000人的现代化兵工厂，竟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于是，不时的“扫荡”终于演变成一次聚集五千多日军的猛攻。

保卫黄崖洞

 今天的黄崖洞已是一座商业运作的森林公园。游客们经过入门处的雕塑，迎面便是两座极高的悬崖，往里走是被叫作“瓮圪廊”的窄窄通道。

 黎城县党史研究者杨尚军比喻，如果把黄崖洞区比作一个瓮，“瓮圪廊”便是瓮口，军事上称南口。

   走进“瓮圪廊”，头顶仅一线天，一时间，暑热都没了，山壁间的风吹得人背脊发凉。通道尽头是二十余米高的断崖，一帘飞瀑发出“哗哗”的声响。靠东的潭壁上，有一条120余级的“百梯栈”，这便是从谷底登上断崖进入黄崖洞区的唯一通道。

  “1941年的冬天，日军坂垣师团出动五千余人，就是准备从这南口一举拿下黄崖洞。”杨尚军指着头顶的崖壁，“当时近100个日军突进‘瓮圪廊’，有些会登山的特种兵竟准备从这十几米高绝壁，爬入黄崖洞。”

   其实，从兵工厂生产出第一批步枪开始，华北日军便将这里视为心腹之患，每一次的扫荡兵工厂和军工部都是重点目标。到了1941年11月的黄崖洞一战，日军除了派出顶尖的士兵、飞机，还在黄崖洞用上了山炮、毒气弹、火焰喷射器、广播心理战等多种办法。

日军在“瓮圪廊”遇到八路军的伏击，死伤惨重。但抱着必须夺取黄崖洞的意志，指挥官挥舞指挥刀，强令没有受伤和受轻伤的士兵，拖着尸体搭起“尸梯”。

  “尸体垫得不够高，又硬拖重伤员垫，那些重伤员像屠案上待宰的猪一样嚎叫不止。眼看残敌就要踩尸攀登，我们的战士急中生智，骨碌碌滚下几颗大地雷，把‘尸梯’炸毁了。”在欧阳严广州的家中，他取出父亲欧致富的回忆录，指着其中的一段说，“虽然八路军擅长打游击战，但在黄崖洞确是一场漂亮的阵地战。”

 “保卫战前，兵工厂掩埋机器准备撤退，叫‘空室清野’；打起仗来，日军逼近时中了飞雷、地雷，叫‘地雷会餐’；兵工厂安全转移，部队准备撤退，就请‘鬼子’进来捡捡‘破烂’。”欧阳严至今还记得，偶然向欧致富提及在报纸上看到黄崖洞保卫战后父亲的反应。欧致富满嘴的“黑话”里透着得意。

 欧致富是当时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特务团又称“朱德警卫团”，担负保卫总部的重要使命。1940年11月开始，特务团就接彭德怀命令，进驻黄崖洞，保护兵工厂的安全。

  欧致富回忆，当时左权亲自带领特务团勘察地形，绘制地图，实地研究作战预案，并抽调6个工兵连协助特务团修筑工事。前后经过8个月，全洞区共构筑坑道11节，堑壕9000米，掩蔽部和碉堡190个。整个黄崖洞形成了一个以营为守备区、连为防区、排设阵地、班组筑工事的环形防御体系。工厂外围还构置了两道防线，三道雷区。各阵地明暗碉堡林立，火力俯仰交织，既能相互支援，又能独立作战。

 “每天带一壶水、几个馍，父亲和特务团就走遍了黄崖洞布防的每一处。”左太北每次来到黄崖洞都要上到山腰间的一处石砌小屋。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为了方便在黄崖洞工作的临时居所。后来欧致富结婚时，左权还特意让出小屋，成为了欧氏夫妇的婚房。

 1941年11月11日至19日，特务团与日军激战8天8夜，歼敌一千余人，以敌我伤亡6∶1的战绩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掩护兵工厂安全转移。

 撤离后，恼羞成怒的日军对兵工厂厂区和军工部驻地上赤峪村及周边展开毁灭性报复。上赤峪全村除残留1间房屋外，其余房屋全部被烧毁，片瓦不留。

 “随着厂区不复存在，黄崖洞作为八路军兵工厂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军工部和兵工厂之后就从上赤峪村转移到隔山临沟的赵姑村，军工生产更为分散、灵活，再没有黄崖洞那样大的规模了。”杨尚军说。

                                                 (转自2015年6月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