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边区是抗日战争中我党开创的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它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穷地方，而且还是自然灾害多发区。这里，抗战八年，有四年灾荒。其中，1942、1943两年的灾情格外严重。那两年都是春旱秋涝，六成年景。当全区灾情尚未过去时，1944年春夏又发生了蝗灾。与此同时，日本鬼子为报复我军百团大战的胜利，又强化了对边区的连续大扫荡。1942年5月，鬼子对太行区施行空前的绝灭性的“铁壁合围”，八路军总部左权参谋长就是在指挥这次反扫荡战斗中光荣牺牲。

总之是祸不单行，天灾人祸使全区人民深陷痛苦之中。《新华日报（华北版）》多次用“空前危机”、“空前困难”来形容当时的严重形势。这种情况，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中都非常少见。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边区领导人邓小平政委作出英明决策：一方面加强对敌斗争，一方面在边区救灾工作上承前启后，继续采取一系列新的举措。其中最显眼的一招是：驻太行的党政军群机关所属人员亲自动手开荒种地，解决自己两个月的粮食供应。

　　为贯彻这一决定，1943年秋天，边区政府代主席戎伍胜（即戎子和。当时主席杨秀峰已赴延安，他在家主持工作）开会决定：边区政府机关暂停办公一个月，所有工作人员到适当地方开荒种地，为落实自给两个月给养带个好头。

　　根据戎副主席决定，边区政府代秘书长平杰三及刚成立的生产科的科长立即外出调研，选择开荒基地。经多方比较后，选定距边区政府驻地涉县弹音村三十里的黎城县长凝村。

　　长凝是黎城的一个大村子，有住户四百多家。这样的大村子，太行少有。它的东北部是山川，西南部是平地。村子房屋古老，大街上有商业铺面，有小学，还有山西农村普遍存在的“戏楼”（舞台）两个，很有气魄。

　　我是边区政府机要科科员，我参加了这次开荒。我记得我们的开荒队伍到达后，很容易就找到几个闲置宅院住下。

　　参加这次开荒的“官”多“兵”少，主席、厅长、主任、处长、科长和服务人员济济一堂。大家不分身份，都是开荒队员。虽然按行政单位编组，但原属单位概念全无，大家热热乎乎同住同劳动，如同一所学校里的同学。到达的次日，每人发一把鐝头，在先遣人员和当地一位老农带领下集体去到村东的山坡下。经指挥人员分配任务、划定地块后，一声令下，大家一齐向荒坡举起鐝头。由于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劳动的经历和锻炼，干上一整天，虽不轻松但也并不觉得特别累。从此，大家就这样精神抖擞地连续干起来。

　　使我感动且永远忘不了的是，戎副主席和刘岱峰厅长这样的太行地区名人高干，天天和大家同上工，同回村，同生活。真如后来边区报纸上登的文章上描写的：“戎副主席、刘厅长在全部开荒中（自始至终）不但亲自领导，而且没有比任何一个积极的模范劳动者少刨一鐝，多休息一分钟”。

　　我还记得戎副主席在开荒时，不仅注意进度，更注重实效。开荒并非简单劳动，它是有技巧的，开得好坏是会影响收成的。我们开荒第一天，进度慢，“费力不讨好”，开出的荒地土块大小不匀，排列无序，刨地也有深浅差异。戎副主席立即指示，要大家好好向农民求教。为我们指导开荒的那位农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示范。他下鐝的次序是固定的，第一鐝刨哪里，第二鐝刨哪里，第三鐝又刨哪里。第三鐝掀起来的草块如何排列，他讲的做的头头是道。几天后，大家都学到了家，开出荒地的样子大变样。越往后越会开，开出的土块大小几无差别，排列得也整整齐齐。戎副主席很满意，不断为大家叫好。后来，各单位抽出几位壮劳力“技工”，把所有荒地边边角角深挖一次，使荒地和草坡有了明显界限，远远看去，整齐美观。

　　在开荒期间，另一件难忘的事是“吃饭管饱”。刚开始开荒时，大灶上按原先灾后减少的定量做饭。开饭时，明显能看出人人吃不饱。一般人还可以支撑，大饭量的壮劳力可真受了罪。大家都忍着，实在太饿时就去伙房找锅巴补几口。可喜的是，三天后传来了大好消息：邓政委发话，机关部队开荒期间，可以增加定量，“吃饭管饱”。大家听到这一消息，立刻欢呼雀跃。从此，大家可以放开肚子吃饱。这时，大家都敬佩邓政委爱护干部。但真正放开吃了几天后，饭量反而不再增加了，连炊事员都感觉“纳闷”。

　　邓政委发出指示后，不仅肚子能吃饱了，而且每隔几天就能吃一次羊肉或羊杂碎，伙食质量大改善，大家更加高兴，开荒的劲头也更大，开荒进度更快，开出的荒地更好看，质量更高。

　　放开肚子吃饭后，大家在收工路上闲扯，有一位管荣退军人事务的干部说：“今天我可以坦白交待了，前两天吃饭时，我能吃得多点。”大家问他有什么秘诀，他说我的办法是：“头碗满，二碗浅，三碗赛过太行山”。他还解释说：“第二碗少盛，就可以抢先争盛第三碗。”大家哈哈大笑，立刻批评他“多吃多占，剥削阶级”。并叫喊着让他把多吃多占的“吐出来”。后来有一位同志出来为他打圆场说：“他是如来佛，大肚子，就是那样多吃，也吃不饱。他开荒时力量大，一个顶俩，咱们原谅他吧。”又有人说：“他已交待了，可以坦白从宽，不究既往。”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我还记得一件帮助农民反封建的好事。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把当地能够开垦的荒坡开完后，丈量下来，亩数不够，没有达到预定计划，但附近荒山已经无处可开。怎么办？大家讨论。有一位被称为“万事通”的人说，我在村外散步了解到，长凝附近有十来片老坟，每片都在十亩左右。这些坟，已经根本无人“烧币”,坟头也难看到，实际上就是荒地，可否来一次“革命”，发挥老坟地下老祖宗的“潜力”，把那些老坟变为良田。大家说，好主意。后经派人和村干、家族代表座谈，征求意见。没想到，这些农民比我们还积极，都说我们早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没人敢带头。你们就替我们破旧吧！

　　从此开始，我们从山上转移阵地。老坟长久没人动过，土地特别坚硬，草皮也很厚，开这样的土地比开山坡还难。不说别的，光弯着腰掘地这个劲头，就比开山坡用力大，难得多。山坡开荒的技巧，根本用不上。不过这一难关渡过后，鐝头就可以退位，第二年就不用人力了。坟地的粮食产量能比坡地大几倍。十几天后，我们开出坟地30亩。

　　全面开荒任务完成后，带队人作了总结，表扬了劳模，还开了一个各尽所能的娱乐晚会。大家乐乐呵呵、心情畅快地尽欢而散，一个月的劳动胜利结束。此次边区最高政权的开荒，传遍太行，附近的专员、县长还曾来慰问。

　　1944年，春播、夏锄、秋收，我又一次不落地来长凝参加。在秋收时，我们还碰到总部滕代远参谋长到长凝视察。据说是盟军的延安观察组要到太行设点，需要一个简易机场。他们听戎副主席说长凝地理条件好，特来查看。经滕参谋长查看后一锤定音，立即动工修建简易机场。有了这个机场，太行能和延安拉近距离，我军可以稍稍沾点光。日本投降后，参加七大和一中全会的边区领导人急于从延安返回太行，就是中央有关人和美国人交涉后做到的。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薄一波和太行名将“三陈”（陈赓、陈再道、陈锡联）就是坐盟军的小运输机赶回的。回来后立即投入上党战役、邯郸战役。陈毅等人去华东，林彪、李富春等人去东北，也坐飞机在太行转道，一次可以省时个把月。让我们高兴的是，这个机场的用地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开垦过的老坟地，大家对此都感到很欣慰。

　　文中名人简介：

　　戎伍胜：即戎子和，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华北财政部部长，中央财政部副部长、代部长。

　　刘岱峰：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建设厅、二厅（财建两厅合并后）厅长、太行行署主任、二野后勤部长、中央建委副主任。

　　平杰三：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秘书主任、副秘书长，晋冀鲁豫中央局管理局长、华北局秘书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邓小平、滕代远，人人皆知，略）

　　                                                   （财政部离休干部赵秀山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