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即5月1日下午，我们到南关村找到了李恩善。

 李恩善出生于1923年，祖籍黎城六洞村人。1939年经在上遥当教员的王明哉介绍到卷烟厂工作。卷烟厂设在新庄村一座二串院的古庙（暖崖寺）内，卷烟厂在外院，内院是个秘密场所。卷烟厂先后有两任经理，第一任经理叫高士节，是个外地人。厂里规定对领导的情况不能打听也不准外传。第二任经理叫王新乐是黎城县台北村人。卷烟厂属八路军第五行政处管理。当时的产品有红锡包，大刀牌等几种牌号，有20支和50支两种包装，工人们的工资发的是铜元。

 采访时李老86岁，几年前老人患脑血栓失去行动能力。老人是在儿子李晚红的搀扶下坐着轮椅接受采访的。老人虽然行动不便，但说话清楚，思维记忆很好。

李恩善说：“我们那时发的虽然是铜元，但是经常到西黄须村背上党票，我本人先后去过几次。”

 去西黄须背上党票，这使我们很惊讶。根据史料记载，上党票是第三专署薄一波亲自创办的上党银号发行的一种钞票。印钞地设在沁县的大山里。李恩善怎么能去西黄须村背钞票呢？

 为了不打断老人的话题，循着老人的思路继续听老人讲西黄须背上党票的经过。

李恩善老人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40年秋天，我随经理高士节去西黄须背上党票，走榔坡、高石河。高士节骑马，我步行，从新庄到西黄须几十里地，下午才到了西黄须村。令我想不到的是在西黄须村见到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我是跟着高士节去见彭德怀的。当时彭德怀对高士节说了什么，人家不让听，我也就不敢去打听。那天夜里我们住在西黄须村，晚饭吃的是蒸馍炒肉片。当时的生活相当困难，能吃到白面馍和肉是相当不易的，所以终生难忘。第二天我背上钱走，钱包是经过精心打包的，上下左右十字捆绑的很结实。两边有套子，把肩膀上一套，背在背上，行走很方便。每一包钱有几十斤重，路上我背的累了，高士节就让我放到马背上。这样人背马驮回到新庄村。这些上党票通过什么渠道，又转移到什么地方，这是秘密，一般的人不知道。去西黄须村背钱，不止一次，也不止我一个人去背。记得卷烟厂有个赶大车的，名字记不清了，他去西黄须取上钱半路上携巨款逃跑了。后来经过八路军侦查员四下寻找，终被抓获，这个人30来岁，看样子很精明。抓到后经审问，枪毙在石梁。”

 李恩善老人说：“在卷烟厂时，我还往涉县送过信。在新庄拿上信，送到涉县索堡。八路军有一个单位叫实业社就设在索堡。到索堡后，把信交给实业社就算完成了任务，拿上收条返回新庄。”

 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前后大约一个多小时，为了不过多的打搅老人，我们告辞了。

 回到单位，我们开始整理老人的谈话。由卷烟厂牵涉到上党票，这使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是不是上党票在黎城印刷过？这时我俩共同想起孔家峧村郭海波给我们介绍讲过，上党票曾经在孔家峧村后的九龙寺、权家岩印刷过，新华印刷厂曾设在柏官庄大庙里。当时我们有些怀疑，上党票明明是在沁县的山沟里印制，怎么会跑到黎城？郭海波还说：“印制上党票的版，曾在他家存放了好长时间，后来不知哪里去了。”我俩共同认为：孤证不证，况且郭海波仅是听他的祖父讲过，作为一条线索，以后慢慢查访。

 2012年岁尾，又有一位老人对我们说：“上党票曾经在西黄须村印刷过。”连上郭海波的说法，已经是两条线索了，不再是孤证了。于是我们决定把上党票在黎城的印刷经过弄个清楚，就去西黄须村做了几次调查，又去长治采访了西黄须村的退休老干部王廷魁老人。

 王廷魁老人今年86岁，身板结实，思维清晰，记忆力很好，他说：“上党票和黎城票的印刷厂就设在大池旁王巧霞家的院子里。”

 2013年元月13日，我们在嘉兴小区采访了退休干部、86岁的王爱芹老人。王爱芹老人记忆力相当好，不但谈了上党票印刷厂设在村中大池旁的王巧霞家，而且谈了他所记忆的北方高干会议及八路军高级领导在西黄须村的驻扎情况。

 通过多次去西黄须村召集知情人座谈和外出采访，最后确认了上党票印刷厂就设在王巧霞家的史实。

 王巧霞家在村中的大池旁，由于家中无人，闲置多年，整个院落基本上保留了当年原貌。

从李恩善老人的谈话中还透露出另一个重要信息。1940年秋，正是百团大战期间，李恩善这时在西黄须村见到彭德怀，说明百团大战期间，彭德怀曾经在西黄须村住过。对于这段历史，我们计划作为另一个问题专题研究。对于李恩善的采访，我们意在捕鱼，竞获一龙，欣喜非常。

关于上党票为什么在黎城印刷，还得从上党银号谈起。

  1938年4月，粉碎日军第一次九路围攻以后，上党28县连成一片，形成一块完整的抗日根据地，史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或太行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有了巩固的后方，奉总部命令徐向前副师长率129师769团，771团及115师688团，东下太行，挺进冀南，随后宋任穷带领骑兵团从黎城霞庄出发也到达冀南，发动群众，对付强敌，冀南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

 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包括阎锡山划分的由薄一波任专员公署主任的第三专署16县，由戎伍胜任专员公署主任的第五专署12县，共28县。

 1938年4月，第一次九路围攻失败后，日军虽然退出了晋东南，但仍然牢牢的控制着太原、临汾、阳泉、石家庄、安阳等据点。控制着平汉路及山西境内的白晋路，仍然不断地对晋东南进行残酷的大扫荡。除了军事上的进攻，日军在经济上也进行着疯狂的掠夺与封锁。日军一方面用伪币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方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中央军也在太行山大量走私货物。晋东南根据地陷入了空前的困难。物资短缺，物价上涨，民不聊生。根据地内流通的法币、晋钞大大减少，即使银元、铜元等古老货币由于敌人的大量收购与掠夺，市场上几乎难见身影。手持有银元、铜元的老百姓为防万一，也纷纷埋藏起来，不再拿出使用。晋东南经济陷入停顿，金融死滞，出现了抗战以来最困难的局面。

 日军不单单对晋东南，对陕甘宁边区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使得八路军到了没有粮，没有菜，没油吃，无衣穿，没有鞋袜，冬天没有被子盖的地步，民生凋敝，社会动荡。在黎城的西井镇、南陌镇、上遥镇等集市一度出现以小米为计价单位而互通有无。

 1938年7月下旬在彭德怀、左权、杨立三的提议下，决定由薄一波在第三专署发行一种货币以挽当前经济危局，经过再三斟酌，决定新发行的货币叫上党票，发行单位为上党银号，并决定由薄一波兼任上党银号的经理。薄一波责成第三专署秘书处和财粮科负责。

 1938年8月底，上党银号在第三专署所在地沁县南沟村成立，不久又搬到较安全的沁县郭村，在一个名叫刘生旺的院内北屋住下开始办公。刘生旺的北屋是一座解胸式的上下两层楼房，上层为经理办公室，下层为银号各股室的办公室。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薄一波创办的上党银号和以后的冀南银行是有区别的。银号是抗战前由个人创办的规模较大、财力相对雄厚的钱庄。银号的业务是借、贷、存、汇。银号发行的购物券不能兑换，没有比价，只限在银号购物券发行范围内使用。

 银行则有国家性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人的分割包围，每一块抗日根据地实际上是一个国家雏形。根据地创办的银行和发行的货币有可比性，可以和外币兑换，是根据地的本币。

 无论银号和银行发行货币都必须有相应的准备金。准备金一般为金银或是法币，否则发行的货币是没有信誉的。

 上党银号的准备金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当时的情况，由于实行抗日统一战线，阎锡山的财政拨款20余万元，第三专署各县上缴的款项以及绅士捐出的金银首饰、金条、元宝等等共30余万元作为银号准备金。薄一波后来说：阎锡山给一点，八路军给一点。这些法币、晋钞、金条、银元全部存入银号作为基金不再付出，其中金银为不动产。就这样上党银号经过七拼八凑有了相当的基金后，艰难开张了。

 上党银号的创立和上党票的发行是统一战线的产物。它并不能完全代表共产党，八路军的利益，尽管他是由共产党人创办和发行的。所以他的流通范围当时也仅限在第三专署和后来的第五专署，这就决定了上党票的寿命，统一战线存，上党票则存，统一战线亡，上党票则亡。不过这种亡不是死亡，是历史使命的终结。上党票的面额有伍元、壹圆，伍角，贰角，壹角，伍分，均为民国27年即1938年印制。其中五元券印有孙中山的头像，背面是薄一波的英文签名。

 孙中山的头像，薄一波的英文签名，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统一战线形势下，国共两党，八路军和阎锡山团结抗战的历史史实，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上党银号的代表性同样在它发行的货币图案上也体现出来。

贰角票面的“亭台森林图”，中心以38为暗记，寓意上党银号创办于1938年。

 贰角、伍分票面上的庙宇图正中心共两处“上”字的暗记，标志上党票出自上党。伍角的票面的楼房主图同样暗藏“上”字的暗记。

 壹元票的票面最具代表性，票面上有“上党银号”四个楷体字，下方铺地则是篆写的一行“上党银号”，正中的天坛主图下，倒写着一个“党”字。这些暗记组合起来就是“上党票”。

 所有这些不易让人发现的暗记，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防伪。

 上党票的印刷技术相当高超，票面设计清晰大方，不但是一种货币，而且是一种欣赏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流通后相当受人欢迎。据有关史料记载，伍元票面的孙中山头像，采用的是铜板拉网技术，这在1938年左右是相当先进和很难掌握的技术。

 每一种货币的投放，都要引起一阵地震，这种货币拿老百姓的话说：“是哪家银行发行的，顶钱不顶钱？”。货币的流通量就是他的信誉度，上党票在1938年8月上党银号成立之日起，立即投放市场，他的第一个发放对象自然最先是薄一波领导下的决死队，第二个对象是第三专署行政机关的办公经费和公职人员的工资。

 货币是有政权性质的，不同的政权发行的货币是为不同的政权服务的。

 法币——是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11月4日实行法币政策后，禁止银元流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简称法币。四大银行分别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控制，是国民党的统治工具之一。

 晋钞——是山西的阎锡山政府发行的山西银行票，是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票、晋北盐业银号票和绥西垦业银元票的统称。晋钞是为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政权服务的。

 上党票是在抗战中发行的，亦称抗战票，它的性质当然是为抗战服务的。

 货币具有排他性，这是由发行政权所决定的。

 和上党票先后发行的有阎锡山的晋钞。这种晋钞有十元，伍元和壹圆等面额。由于印刷质量不好，票面肮脏，百姓戏称十元为大花脸，伍元为二花脸。这些晋钞由于实行统一战线，也从不同渠道流通到上党市面。为了提高上党票的信誉度，贬低晋钞，进而将晋钞排挤出抗日根据地，第三专署采取了许多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

 据“晋东南革命根据地货币史”记载，首先将流传到根据地的大花脸和二花脸限制流通，对使用者采用强制手段罚没，然后再用此种晋钞购买货物，垄断市场，最后将货物再次投放市场，规定必须用上党票购买。当时沁县县委书记杨文，安排计刀岩村李清先等人把没收的大花脸和二花脸晋钞带到屯留余吾镇上，把集市上所有的油盐，棉布、棉花全部买绝，就连小孩吃的麻糖也买绝了。收买后时隔两天又把这批货物全部投放市场出卖，但买方必须用上党票，坚决不收大花脸、二花脸等晋钞。这种上党票强行投放市场的方式，在黎城也发生过。这种以货币为武器的斗争方式，使晋钞猛跌，失去了上党很大一部分市场。

“十二月事变”前，也即1939年12月以前，上党票的购买力很强，一元上党票可顶一块银元，壹角可购买十二个鸡蛋，三角买一斤猪肉。上党票流通上党28县区域面积两万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除此之外在晋南、晋中、冀南和太行山东麓的部分县也流通使用。

 如今的耄耋老人提起当年的上党票仍然津津乐道：在当时战乱不断的情况下，开初的上党票顶钱花，从晚清到民国以来都是少有的。

上党银号的最大损失发生在1939年7月。为了报复八路军和上党老百姓，侵华日军第一军梅津美治郎指挥六个师团5万余人对晋东南发起第二次九路围攻。日寇109师团7月4日进犯交口，5日占领沁县县城。在强敌包围下，薄一波率第三专署党政军机关转移。上党银号和上党票的驮队奉命到马服村集结，然后随大部队转移。转移途中被敌发现，日军分别从沁县、平遥、灵石、霍县、安泽、屯留出发形成对我包围圈，并步步紧缩。薄一波当机立断，立即率大队人马向太岳大林区转移。11日进入李元沟时，碰上退到灵空山一带的国民党部98军169师和43师。国民党中央军这两个师是在与日军接触后溃败下来的，后面的日军紧追不舍。

上党银号的前导见是“自己”人就问：“老总，前面的情况怎么样？”国民党中央军见是共产党的驮队怀恨之心顿起，昧着良心说：“走吧！没事，安全的很。”于是驼队继续向前走，结果在一个山包附近与敌遭遇，当时天色已晚，驮队就用号音和对方联络，对方正是尾追这股中央军的日本鬼子，一听号音不对，立即从四周包围过来，驮队的武装班用排子枪还击，但是敌强我弱，只好仓皇转移。40驮上党票和金银财宝基本损失殆尽，只有少数几驮得以突围。

 日军得到这几十驮上党票，马上派汉奸进入根据地大肆抛售，造成上党票大幅度跌价。日军汉奸造谣说上党票为“上当票”，千方百计诋毁上党票信誉，致使上党票在根据地流通使用受到严重影响。据有关史料记载：损失前上党票与法币等值，损失后一元上党票仅等于法币的六七角币值。

1938年8月底，上党票开始在黎城流通。1939年7月，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沁县中心区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印钞厂的一部分机器转移到黎城的柏官庄、孔家峧、西黄须等村继续生产，当时新华印刷厂设在柏官庄村大庙里。由于印刷工人是新招收的，技术不熟练，不得不去印钞厂请老工人帮忙。

上党票担当不起抗日的历史使命，上党银号代替不了银行。冀南银行的诞生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