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6日，我和孙广兴在西井镇后贾岭村采访：

王华辰（1935年生，属猪）：

抗战初期，后贾岭村民十几户，六七十口人。我村与前贾岭、郭家岭（是个穷村，抗战时期几十口人才三十亩地，现在已经无人居住）合成一个编村。村长是哪个村，哪个村就是主村。

我村是西井过龙王庙的必经之地，1937年底至1938年初，国民党军的马队经过村南的杨家岭，估计有数百人。后来，八路军多次从此经过，前几次过兵战士们很多人背的是木枪、大刀。

1939年秋，日军分六路扫荡黎城，其中一路是从涉县、前后庄、郭家岭，路过后贾岭。

1940年春，八路军二十多人住在我家谷罗院楼里，指导员姓王。他们自带工具，自己做饭，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在东岭山（大雨槐脑、小雨槐脑）开荒，开垦出来的荒地大约有百余亩，种谷子、山药和豆类，秋收后都带走了。八路军常吃米饭，做饭的人经常给我一些锅巴。这些人断断续续在我村驻扎开荒，大约到了1944年秋。

1940年秋，一部分日军仍然从涉县、郭家岭而来，路过后贾岭，扫荡黎城。

1942年春，日军再次路过后贾岭，扫荡黎城。当时天阴小雨，村民在外逃反，大部分在李家峧的逃反窑里。日军不进村，驻扎在掌地（地名），那里比较开阔。日军打地铺，住帐篷，支起大锅做饭。我和弟弟王华忠躲在石岩下，在我村教学的朱老师（安徽省人）躲在地堰下。不一会儿，两个日军上来搜山，发现了我两。一个日军把手伸进我的芦肚（黎城方言，小孩儿胸前挂的薄布片），摸了摸（估计是找银元），摸出一张传单来，看了看扔给了我。这张传单是日军飞机撒在我村的，那时候纸张奇缺，我就一直揣在身上。后来又上来两个日军，发现了朱老师。其中一人看着朱老师穿的鞋好，就要脱下自己的破皮鞋和他换，朱老师不同意，两个日军抡起木棍打他，要他下山。朱老师本来就腿瘸，又挨了打，穿着日军的破皮鞋行走更加东倒西歪，疼得直叫唤。不多时，日军从各处撵出村民四五十人，还牵着牛羊往山下走，我父亲也在其中。

回到村里，日军逼他们烧火做饭、干杂活，几个日军在杀牛、煮肉。

黄昏，我父亲溜回家里揣了些吃的，悄悄地来到我和弟弟躲避的石岩下，送过吃的说：“今晚就在这里吧。”

第二天，日军走了，我两回到村里。看见有才家门口有多处灰烬，有一头牛被烧死在那里。听说：在村里放牛的外村人老阎被掳走了，下落不明。樊乃林被烧死。东骆驼村在我村逃反的王乃俭被刺死。在全神庙前，看见朱老师被砍了头，我们几个小伙伴们都伤心的哭了，它再也不能为我们上课了！后来在我村任教的老师是孔家峧孔老师、北河南村卢布元、南信村杨吞等人。

1947年，看后村的赵双全在我村下乡时，动员翟兰田、申水才、王乃堂南下。

我村参军三人：张元光荣退伍，李秋生和郭家岭的程武成牺牲。参战有李小根、王乃堂、张满仓等人。

王苏东（现任村长）：

2014年，我听冯改凤（1927年生，属兔）说：1944年冬，多名美国人路过后贾岭，在李狗蛋院子里住了一夜。

董逢江（1939年生，属兔）：

我老李家祖籍涉县井店，家里有三百亩地，是放账户。后来祖上吸大烟，家境衰落。到1941年，我家过不下去了，逃荒来到黎城县北寺底村，靠着讨饭、吃糠和树叶野菜为生，姊妹仨瘦的快成皮包骨头了。二年后，我家搬到源泉村，日军连年扫荡再加天灾，邻居们生活也很艰难，讨吃不上东西。无奈何，父母离婚，父亲带着我哥哥到沁源逃生。1943年秋，我随母亲后嫁到后贾岭董家，图那董家有五亩地。我改性董，换得五斗米，给了我爷爷让他糊口。

听长辈们说：

有一次，日军把在外地掳来的11名群众杀死在后窑底（后贾岭地名），把头颅放在白布上，一溜儿。

1940年，村干部动员群众在野外挖地窖，既可藏粮食又可以逃反躲避，当时王老虎（1926年生，属虎）在村里管财粮。

听翟书田（1919年生，属羊）说：

八路军教干所在我村开荒时，负责人是黄镇，129师的。他们在村里开油坊，还喂猪。油坊管事的姓王，王家庄村人（是不是王禹，南下福建的老干部？），他常拿榨油的核桃仁儿给我吃。村里的八路军开荒队大约有百余人，常吃的饭食是小米山药蛋。1944年秋，八路军开荒队离开了这里。

八路军在这里开荒，断断续续，人员不固定，春种秋收。